突击队员也被称为“敢死队员”，王龙川所在的突击班，经过一场战役，9人全部荣立一等功，4名战友不幸牺牲。在荣誉的背后，那份沉重，让参战的他不想回忆。时光倏忽而过，38年了他终于敞开心扉，向记者展示了战场的残酷和浓浓的战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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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父辈的红色印记

“实实在在的，我们从来不敢去想那些东西，从内心不愿意提起，提起来就很悲伤，很压抑。”4月12日，见到对越防御作战一等功臣王龙川时，他开门见山。王龙川曾是原济南军区138师师直侦察连的一员，他说自己能为进入那样的英雄连队而自豪，也从没有后悔自己选择成为“全训”的侦察兵。

1965年8月，王龙川出生在风筝之都潍坊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上学后就跟着父亲来到了济南，从此成为了济南人。“战争年代爷爷是地下党，小的时候爷爷领着我去英雄山，每次在马保三的墓前都会伫立良久，后来才知道，爷爷曾经跟随着马保三从事过地下党的活动。”子承父业，王龙川的父亲利用自己在铁路系统的工作身份，也从事过传递情报的工作，“1989年，父亲单位的李姓工作人员，打电话给我让我父亲补一下解放前的革命经历。”也是这个电话，让王龙川开始更多地了解到父亲的过往，“由于经历了特殊年代，对于很多事情，父亲也不愿意多说。”

基于种种因素，从事过革命工作的父亲，却坚决不同意王龙川去当兵。为了阻止他，甚至将户口本藏了起来，最后在母亲的帮助下，王龙川顺利拿到户口本，通过了所有的当兵手续，拿到了入伍通知书。

离家入伍前一天才敢通知父亲

即便拿到了入伍通知书，王龙川也不敢和父亲透露半个字。直到入伍要走的前一天，他才鼓起勇气来到父亲面前。“爸爸，我要跟你商量个事，明天我要离开家到外地待几年！”听到儿子的话，父亲缓缓抬起头，眼神中带着疑惑，“不是要过一阶段才走吗？"原来父亲以为王龙川说的事情是学开车的事情，“我这次离开要三年，我是要当兵去。”这句话出口，王龙川心虚地低了一下头，母亲则转身进了屋。良久，父亲的眼神还在愣住的状态，一言不发。“让孩子去锻炼一下也好！”母亲虽然心里有些紧张，但还是给王龙川辩护了一下。

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改变，父亲慢慢说：“坐下吧，咱爷俩聊聊。”王龙川向父亲敞开心扉，说自己高中毕业了，父亲的单位这两年不进人，只能等父亲三年后退休才可以顶替，“到时弟弟也要找工作了，两个人谁来顶替呢？我如果当兵，到时可以安排工作，弟弟就可以顶替您的工作。”看到儿子已经深思远虑，父亲嘱咐了几句也就默认了他的决定。

1982年11月，王龙川背起行囊，开始了军旅生涯。由于身体比较协调，头脑又灵活，在部队他如鱼得水，凡事都憋着劲整个输赢，不管是散打还是攀登、射击，成绩都名列前茅。为此，下连队他选择成为一名侦察兵。侦察兵需要进行高强度训练，匍匐前进、地形学、野外生存，用他的话说，别的兵一身衣服穿四年，他们一身衣服穿一个星期，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。“如果技术不规范，一个匍匐下去，胳膊在地上一搓，新衣服就白了，当时训练场的地全是黄土压实铺的沙子。”

一顿饭吃11个大馒头

由于高强度训练，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惊人，大馒头王龙川一顿饭要吃11个，而吃得最多的人吃到15个，吃得最少的也要吃7个。还有那大菜包子，他一顿饭要吃下13个，最多人能吃下24个。以至于一些老兵，在吃面条的时候琢磨出妙招：先盛半盆面，不用两分钟吃下去，然后再去弄满满一盆。据说，因为如果第一次满满一盆，等吃完就没有机会再盛第二份。

如此惊人的饭量，让侦察兵的伙食也无法保证顿顿大馒头了，很多时候要吃粗粮，去别的连队借粮食。

本以为如此三年就可以退伍了。可是，到了1984年10月份，一切都在悄然改变，部队下通知不再复员了。这时，王龙川也听到消息，说军区前去请战了。于是，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，对王龙川来说，那时的他并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只是觉着作为军人赶上战争是一种荣幸。

在回家探亲的时候，王龙川对可能的参战一概不提，但是也特意走访亲友和同学。哥哥姐姐也叫着一起在外边吃饭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

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，十几天一闪而过。重新回到部队后，作为侦察兵开始加大夜训，经常凌晨两点，集合哨子响了，大家就立马起床，几分钟就赶到下边集合完毕，这一阵大家明显感觉到了训练强度的提升。同时，营区里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热闹，甚至那个照相的师傅也频繁出现在营区，很多人也都在给家人写信。

让人感动的咸鸭蛋

1985年春节过后，部队的参战的氛围也越来越浓。但是，对于啥时参战，作为战士的王龙川并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。

1985年3月5日，刚刚训练完回到宿舍的王龙川突然听到了集合哨声，他赶紧背起早已打包好的装备，快速下楼登车。很快，部队到了潍坊火车站，在这里王龙川依然满心狐疑，“怎么个情况，看到当时也有工兵，也有医护人员。”登上火车一个小时，此时王龙川依然认为是在演练，他想着很快就会下车。火车却一路疾速前行，早上醒来已经到了济南白马山车站。

那天雾气很大，火车站几乎没有人。当听到一个济南口音的火车站工作人员说话后，王龙川赶紧询问，“哥们，听口音是济南人，我也济南人，知道这车是发哪里吗？”“这车是去云南的，发昆明！”听到这里，王龙川蒙了，连忙提到自己的父亲，对方说那是自己的老主任，“我这要走了，家里人也不知道，麻烦你和我家里人说一声，让他们放心。”对方说，一定会把话传达到，说着就跑着离开了。

等一会工作人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咸鸭蛋和几盒烟，“兄弟，没别的，这点东西带着。”当时的王龙川非常感动，眼泪都掉了下来。

就这样，一路风尘一路歌，列车载着王龙川和战友，跨过山河，到达了云南昆明，之后又到了文山。在这里他们将开展战前训练，准备踏入前沿阵地。

“在战场，侦察兵是找死的”

对于走上战场，王龙川说他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是放松了，“到了战场了，无所谓了，听天由命。”1985年的4月份，作为侦察兵的王龙川就进入了阵地，开始了血与火的战争生活。

从此，他开始神出鬼没，昼伏夜出，出没在国境线，出没在密林中，更出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。王龙川说他经历了八九十次的侦察任务，很多时候，一出去就两三天，找个合适的地方猫下，静静地观察敌人地一举一动，为了节省给养，控制着让自己每天只吃一顿饭。

第一次大任务，王龙川说是1985年的6月8日，分两路对1169高地进行侦察。可是，到了9日工兵班长周峰就因为踩到地雷牺牲了，同时还有两个战友受伤。周峰牺牲后，王龙川还代替他继续和家里通信，但被周峰当老师的妈妈给识破了，因为模仿的字迹还是有区别的。

“我们的连副指导员也牺牲了，南方的雨林特别的湿滑，他不慎掉下了悬崖。”王龙川说，云南边境的地形不像北方，经常是断崖，所以很危险。侦察兵随时面临悬崖峭壁、地雷、狙击手的冷枪等等，所以他们在战场上曾经如此自嘲，“工兵是累死的，炮兵是等死的，侦察兵是找死的。”

对于王龙川来说，7月份他们撤到尖山时，也是差一点小命不保。当时正在洗澡的他，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就问参谋长：“参谋长你拿石头砸我干嘛？”参谋长一听破口大骂：“你小子，还不上来，正在打炮呢！”对于打炮有些习以为常的他，赶紧跑出来，结果一枚炮弹在不远处爆炸，弹片贴着他的肩膀滑过去，落到了水里。他伸手去捡这块弹片，还是烫手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王龙川还是心有余悸，“要不是老胡，我小命就彻底交代了。”

还有一次侦察，本来说好五天，到了第九天才接到撤退的命令，“当时饿到什么程度，听到撤退命令后，一下站起来直接就晕倒了。”

血战9.23 四名战友牺牲

为了打击敌人，前线指挥部成立了突击队，准备攻击395和436阵地。王龙川成为突击队一员，他所在班的任务是绕过盘龙江到敌人的后边去，负责抓俘虏。为了做好战争的准备，事先侦察了四次。

21日，他们就进入了战场，当时为了保障战斗力，待遇很好，“两名警卫员照顾着，给洗衣服，吃饭一人一只烧鸡，还有猪蹄子，但是大家实在都吃不下。”他们9个人曾经立下承诺，大家是捆在一起的，不管谁牺牲，他的父母就托付给活下来的大家。

由于路上还有两个兵不见了，王龙川和战友回去找人，人找到了，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为此进入阵地的时候已经6点7分左右了，而当天的战斗6点15分就开始了。

战斗开始后，担任主攻的部队进展并不顺利。当时王龙川他们距离敌人直线距离只有25米左右，看到战场的态势后，决定加入战斗。于是，大家开枪打断6根电话线，并且向敌人发起进攻。一时间敌人的火力直接就朝他们压了过来。

前后也就三分钟，战友周秋波就胸部中弹。“我这里挨了一枪，没事，挺着就行了，要是打着心脏就去见老连长了。”听到周秋波的话，王龙川赶紧过去帮其包扎，结果一个手雷扔了过来，周秋波抓起来就扔了出去，“手指都炸没了，他练过铁头功，身手敏捷，要不是他我们当时就全完了。”接着，李兰华也受了伤，右眼球都被打了出来，“当时趴在地下，满脸都是血，我都不知道是眼球，用手一捏，他嗷一声，我才意识到是眼球。我当时用随身携带的葡萄糖给他冲洗了一下。”

战斗还在继续，战友们都在用手中的武器和手榴弹向敌人发射着怒火，敌人也在拼命挣扎。战斗中，就听到“嗖”一声，赵家昌的嘴被子弹击中，当时满嘴是血，合着血水一下吐出两颗牙。“我用绷带帮他捂着，用了两瓶云南白药也止不住血，只好塞了一些绷带在他嘴里，让其咬着。”虽然惨烈，但有了他们的助攻，七连攻了上去，喷火枪、手榴弹、机枪等把的敌人彻底消灭，而王龙川说他当时也割下了6名被打死的越军的耳朵。

战场是残酷的，在撤退的时候，王龙川最好的哥们张峰牺牲了，“我们几乎都是在一起，这一次却永远分开了。”据王龙川介绍，当时他们撤出的位置三面环山，暴露在敌人的眼皮下，而且地都被炮弹炸软了，行走困难。当时，张峰带着受伤的李兰华和周秋波，被敌人一个扫射全都打倒，张峰虽然被军工抢救回来，但还是牺牲了。

这一战，王龙川所在的班9个人都荣立一等功，但是有4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凌晨回家 激动到失声

1986年5月份，王龙川撤出了阵地，回到了潍坊的老部队。回到部队后，他只想回家见自己的父母。

回到部队他就找到连长要回家。于是，在回部队的第二天晚上，他就坐上了去往济南的火车。在火车凌晨2点50分到了济南，他永远没法忘记见到济南火车站工作人员的情景。劫后余生，他看到父亲的同事们，直接就喊他们。“你活着回来了”，大家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力拥抱他。当时门口的三轮出租车，听说是战斗英雄，一定要送他回家，嘴里说着“不收钱兄弟”。但是王龙川觉着人家干买卖不容易，就婉言拒绝了，他徒步40分钟回到了朝思夜想的家，手里提着瓷瓶的洋河酒、沱茶还有几条烟。

到了家后，喊了一句“娘，我活着回来了！”当娘的听到后，问了一句，“龙川，是你吗？”当时，王龙川张了好几次嘴，想说，“妈，是我，是龙川。”可是，就是发不出声音。紧接着，他就清晰地听着，母亲和父亲说：好像是儿子回来了，但父亲说“哪有动静”。失声的王龙川虽然着急，奈何说不出话，直到五六分钟之后，才缓过劲，“娘，是我。”于是二老起床打开门，看到了站在门外满眼泪水的儿子。

“当时，我清晰地记着和我娘打照面的时候，她头发几乎都已经花白，看到她穿着棉纱布的睡衣，露着膝盖，我一眼就看到膝盖全是黑的。”见到了娘，王龙川哇一声就哭了起来，声音凄厉，把邻居都吓得都起了床，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，“我当时跪着，抱着老太太，一直在哭。”王龙川说，这一年多的压抑，一下子全部爆发了。

进到院里，王龙川看到了三个茶缸子里满满的都是香灰，他也断定了自己内心的判断，妈妈膝盖是黑的，是天天为他烧香磕头造成的。由于还是夜里，父母就赶紧让他休息，到了房间才发现和自己走的时候一模一样，“爸爸告诉我，我妈不让我弟弟哪怕在上面躺一下。”

替战友们活着的余生

荣立一等功，王龙川可以保送去军校。但是他却选择放弃，于是连指导员找他谈话，“这么好的机会，放弃不可惜吗？”但是，王龙川觉着，要用余生尽孝，于是进入了铁路系统工作。

在这里，他从列车段、排班室、武装部最后到了综合科。但是，他最终却选择离开，“结婚了，经济压力也大了，再说还要照顾战友的家人，收入入不敷出。”王龙川说，因为战友家有事他就要去，特别是张峰的家里，那么好的兄弟，他有义务照顾。

但是，战友的家人们往往看到他们就联想到自己的孩子，有一次张峰的姥姥看到他们甚至晕倒，于是有一阵就不敢去了。直到后来，大家在墓地再次碰到，渐渐地也就释然了。

不再定时定点上班的王龙川，摆过地摊，卖过服装，还经营过露天的卡拉OK，也开过出租车，最终在1996年进入到了药品行业。“牺牲的四个战友，只要家里有事情就去，残疾的也帮着照顾，要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。”

在采访王龙川的时候，战友靳荣洲也来了，和他一起回忆那场刻骨铭心的战争。“战友家有事，自己家的事情放一放，也要对战友的事情全力以赴。”靳荣洲如此评价王龙川。

来源：齐鲁壹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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